烽火弦歌越秦岭：抗战时期**西北联大**的坚守与传承

烽火弦歌越秦岭：抗战时期的**西北联大**

作者：姜彩燕（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1937年，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校园的宁静，平津地区高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。为保存中华文化命脉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；北平大学、北平师大、北洋工学院等则西迁西安，成立西安临时大学。1938年，战局恶化，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；而西安临时大学则翻越秦岭，南迁汉中，正式定名为国立**西北联大**。1939年8月，**西北联大**历经改组，分立为西北工学院、西北农学院、西北大学、西北医学院、西北师范学院5所院校。这些同根同源的学府始终血脉相连，共同以“**西北联大**”之名，在抗战烽火中与西南联大南北呼应，擎起“文化抗战”的大旗，践行着保存文明火种的神圣使命。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主要院校南渡北归，重返平津；而**西北联大**则“西迁南渡未北归”，大部分院校扎根西北，为建设西北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，更将现代文明的基因永久镌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。

**西北联大**旧址

从北平到城固

1937年9月2日，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、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、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、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、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等9人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。经过两个多月紧急筹备，西安临时大学于11月15日正式开课。大批来自平津沪宁地区的文化人、教授和学生涌入，为西安文化界注入蓬勃生机。

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如郑伯奇的《救亡》周刊、李敷仁的《老百姓报》及《西安临大校刊》等，共同构筑起抗日文化战线。话剧演出亦空前活跃，正声剧社的《夜光杯》连演5日仍一票难求；临大学生组成的大众剧团街头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反响热烈。“到临汾去！”的呼声在热血青年中此起彼伏。每逢节日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大学生们进行通俗演讲、组织大众歌咏、表演街头剧。他们常步行数十里，深入村镇进行抗战宣传，将救亡火种播撒向广阔农村。1938年3月，日军侵占风陵渡，直逼关中东大门潼关，对西安的轰炸日益频繁，甚至到了“一日三次警报”的程度，城内人心惶惶。为安全计，国民政府决定将西安临大迁往陕南，这也成为**西北联大**艰难迁徙的序幕。

3月16日晚，西安临大师生2000余人告别古都，迎着料峭寒风踏上征途。他们先乘火车抵达宝鸡，3月17日起开始徒步翻越秦岭。每日摸黑启程，夜晚和衣而眠。午夜醒来，驴夫的旱烟光点如鬼火闪烁，沙哑的絮语仿佛凝固在夜风中。整整12天，他们用双脚丈量了秦岭的险峻。当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穿行在巍峨秦岭与艰险古栈道上时，沿途村镇常会聚集好奇人群，学生们便借机进行抗日宣传。每天傍晚到达宿营地，通讯组立即收听新闻广播，将重要新闻整理张贴，既让师生及时了解外界动态，也让当地居民知晓山外变迁。穿过鸡头关，出了石门，绿色原野与金黄油菜花映入眼帘，歌声笑语飞出山谷，众人疲惫顿消。3月底4月初，队伍终于抵达汉中。经校高层商议，各学院分置于城固、沔县（今勉县）、南郑3个县的6处教学点。不久，学校更名为国立**西北联大**。

城固是**西北联大**校本部及文理学院、法商学院、工学院所在地，5校分立后则是西北大学、西北师院和西北工学院的所在地。城固虽小，却历史悠久、风景宜人，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，也是诸葛亮北伐曹魏时的屯粮之所。**西北联大**师生到达时，“城中只有一条主要大街，一辆汽车通过会使行人只能躲在店铺中”（夏照滨《**西北联大**剪影》）。这里看不到火车、轮船，仿佛“是一个停滞在十八世纪的古老小城镇”。**西北联大**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到来后，这座秦岭深处的小城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星火。高明所撰《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》，生动记录了**西北联大**师生翻越秦岭、进驻城固的过程：

北雍学者，右学诸生，痛夫蕃卫之失，耻与非类为伍；或驱车崄路，或徒步荒原；或褰裳涉水，或策杖攀崖，餐风宿露，戴月披星，载饥载渴，载驰载奔，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。喘息未定，父老来集；劳之以酒食，慰之以语言，荫之以宇舍。于是弦歌不复辍响，绛帐于焉重开，问学之士，闻风而至，咸以志道，据德、依仁、游艺、相与期勉，彬彬乎一时称盛！

抗战期间曾在此驻留的，既有病理学家徐诵明，教育家李蒸、李书田、许寿裳，考古学家黄文弼，语言学家黎锦熙，经济学家罗章龙，历史学家陆懋德，化学家刘拓，地质学家张伯声，物理学家岳劼恒，文学翻译家曹靖华，文艺理论家杨晦，诗人于赓虞，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，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许兴凯等名师，还有一大批热血青年在此度过青春岁月。其中不乏日后驰名文坛、学术界者，如“冬天光脚穿草鞋，昂首阔步走路”的外文系学生史承汉——后来的七月派诗人牛汉；“会演戏，长得帅”“有着苏州人清俊风度”的历史系学生唐克蕃——后来的九叶派诗人唐祈；“河南口音重，又满脸青春痘”的政治系学生尹光荣——后来的台湾著名作家尹雪曼；立志以研究儒家哲学为“终生致力事业”，又嗜好“运动与文学”的政治系学生胡若谷——后来的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。可以说，抗战时期的城固名师荟萃、英才云集，不仅是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，也是**西北联大**留下深刻印记、不能被遗忘的抗战文学地标。

牛汉（前排左一）与**西北联大**同学合影

西安临时大学师生在南迁途中（**西北联大**前身）

“我们在不息地工作”

抗日战争时期，大后方教育文化中心有“三坝”之称，即重庆沙坪坝、成都华西坝和城固古路坝。其中，**西北联大**所在的古路坝条件最为艰苦，因而流传“华西坝是天堂，古路坝是地狱”的说法。**西北联大**学生们常几十人挤一间大屋，睡大炕式木床，有的甚至住破庙，上课需从破庙跑到教室。“下雨时，雨水从屋顶缝隙流下，混着陈年尘土滴在教授讲桌上，像冬天火炉烟囱淌下的煤烟油。”这里看不到新潮发型、精致皮鞋和耀眼西装，也没有脂粉、口红和高跟鞋。大多数学生是蓝衣一袭或黑制服一套，有的甚至穿着破衣烂裤，每天“在白水青菜豆腐之间翻滚”，隔一周能自费吃碗牛肉泡馍的都很少。

因陕南多阴雨，学生们常需与跳蚤、耗子、蚊虫斗争。当地疥疮流行，理发、洗澡都成问题。衣食住行之外，最令学生头疼的是精神食粮匮乏。图书馆空间狭小，去晚了只能向隅而叹，藏书也少得可怜。交通不便，从重庆等地寄来报纸起码要十几天，杂志图书甚至要1个月乃至数月。苦闷学子只能在“三抢”（抢饭、抢书、抢自习位）中挣扎，但这并未磨灭**西北联大**师生的求学与报国热情。

尽管如此，“他们没有悲哀，没有怨言”（里只《秦岭南北驰骋记》），“为了献身给抗战建国的伟大工程里，他们忘了疲倦，忘了一切个人的享受”（夏照滨《**西北联大**剪影》）。每天清晨，起床号将学子从被窝叫出，他们到操场跑步、做柔软体操、练习唱歌、参加整齐严肃的升旗典礼。白天在教室或图书馆用功读书，晚上在汽灯下勤奋笔耕，“宁愿学习地累死，不愿闲愁地悲郁死”（牛汉《自传》）。读书之余，还组织经济学会、地理学会、外国语文学会，以及音乐会、漫画团、讲演团、戏剧表演团等。假期里走出书斋，深入乡野，为抗敌将士开游艺会募集寒衣、募款购买鞋袜、慰劳出征壮丁家属。家政系学生义卖自制食品衣物，科研班普及防空防毒知识，还创办农民夜校，在“节约救国”呼声中唤醒民众，展现了**西北联大**师生的担当。

**西北联大**上承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传统，校园文化活动丰富，文艺社团及各类读书会多达数十个，并创办多种壁报和刊物。**西北联大**校友回忆母校的诗中写道：“前院两堵墙，壁报满琳琅，西边政经论，东边文艺香。”足见当时校园壁报之多、学生活动之盛。尹雪曼发起的西北文艺笔会，在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理论方面成绩斐然，暑假组织会员赴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地考察，立志“在西北文艺的荒原上开一朵挺拔的花”，主编的《文艺习作》成为**西北联大**学子的重要文学阵地。牛汉参与发起的流火社、真理卫队和北方学社，在西安地下党领导下宣传革命思想、投身革命实践，成为领导**西北联大**学生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。

**西北联大**师生虽偏居陕南小城，但始终“不息地工作”，每天追求新进步，“每种新的进步都向最后的胜利投一块基石”（紫纹《抗战期中的西北大学》），这正是**西北联大**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“我将以战斗的歌曲，播唱给祖国的北方”

**西北联大**的校园文学氛围十分浓厚，师生携手创作出大批优秀抗战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或控诉侵略者暴行、怜悯同胞苦难、流露深沉思乡之情，或记录战时校园文化生活、礼赞青春爱情、展现青年一代精神风貌；既有对鲁迅、钱玄同等新文学先驱的追忆，也有对萧红、李满红等青年作家的缅怀。其中，最富时代特色的主题是对侵略者的控诉与憎恨。侵略者或被比作“黑色的强盗”（唐祈《河边》），或被比作“恶魔”（王秉钊《黎明散歌》），或被比作“吮吸人血的野兽”（夏照滨《**西北联大**剪影》），师生们立志“结成一座铁的长城，把敌人赶尽”（尹雪曼《秦岭南北》）。此外，作品还展现前方将士浴血奋战、保卫山河的英雄壮举，如黎锦熙1939年创作的《铁军抗战歌》，赞扬高建白将军在南口、平型关、忻口等战役中的英勇事迹，书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抗战之歌。这些作品唱响了抗战时代主旋律，体现出**西北联大**师生同仇敌忾、捍卫祖国的决心。

**西北联大**师生多从战区辗转来到汉中，深刻的战争体验和艰辛迁徙经历促成大批流亡文学诞生。李满红《我走向祖国的边疆》、牛汉《长剑，留给我们》、唐祈《送征吟》、孙艺秋《别离在战斗的时候》、扬禾《写给兰》，用诗歌记录战乱中的生死离别；尹雪曼《槐花开了的季节》、扬禾《麦收》、祁东海《柿子红了的时候》、黎风《红叶》等小说散文，则真实再现山河破碎、亲人离散的悲惨景象。战争、行旅、离别是**西北联大**师生文学创作的核心母题，既反映个人生命体验，更体现时代动荡与变迁。

战争迫使人们远离家乡亲人，只能通过文学抒发怀乡之思。尹雪曼想起“那有着广漠平原的家乡，和躲在安静而又古老土城里的温馨的家”（《硕鼠篇》）；王秉钊怀念“我们美丽的田园/五月的薰风麦浪/八月的大豆花香/还有那篱笆旁边/满树绯红的石榴桃子”（《寄祖母》）；黎风每到深秋会回忆家乡“满山上盖覆着晚霞似的红叶”（《红叶》）。作品中频繁出现的“人民”“土地”“北方的村落”等意象，易让人联想到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等名篇，如牛汉“一个寒冷的土地上/哭泣的人民/他们的血流凝结得如青色的冰”（《青色的童话》），“那旗，涨红的大脸/向落雪的平原/呼唤着战斗”（《大地底脉搏》）等诗句，鲜明体现民族危亡之际青年的忧郁、悲悯和激奋情绪，引发后人心灵深处的共鸣。

**西北联大**师生的创作虽有个人情绪流露，但绝无消极颓废之作。他们始终怀有强烈爱国情怀，哀民族之不幸，忧国家之危亡，以不同文体记录大时代风云变幻。虽不能亲赴前线杀敌，却以文艺为武器参与抗战文化事业，正如李满红诗中所写：“我恨不是一个运转手/但我却是一个歌唱者/我将以战斗的歌曲/播唱给祖国的北方”（《我走向祖国的边疆》），这正是**西北联大**文人的风骨。

这些诞生于战火纷飞年代的作品，是民族苦难的铭刻，更是精神崛起的见证。罗章龙《川陕栈道诗》的苍凉意境，牛汉“战斗的中国，在响呵”的激昂呐喊，如今读来仍令人心潮起伏。**西北联大**师生用文字铸就的爱国情怀，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，也为**西北联大**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**西北联大**学生编辑的文学刊物《流火》

戏剧的热流在陕南

**西北联大**师生除以多种文艺创作投身抗战外，还以戏剧演出服务抗战事业。**西北联大**拥有一批在戏剧教育、翻译、研究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。“清华四子”之一的饶孟侃承担文学批评、作文和戏剧教学；曹靖华翻译包括《契诃夫戏剧集》在内的大量俄苏文学作品；杨晦系统研究曹禺，撰写长篇论文《曹禺论》，并翻译莎士比亚戏剧《雅典人台满》；外文系霍自庭讲授英诗选读、莎士比亚选读等课程，还译有索福克勒斯的悲剧《厄勒克特拉》。凭借强大师资，**西北联大